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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大学三巨头招生的“潜规则”(图)

2019-05-14 09:23http://www.baidu.com四川成人高考网



 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卡拉贝尔在《被选中的》一书中,追溯了美国精英大学的代表—三巨头哈佛、耶鲁、普林斯顿过去一百年中招生录取政策的变迁史。三巨头在20世纪不同的历史时期,面对着困扰美国社会的不同问题:排犹主义;公立/私立高中的生源选择等等。三巨头历任校长、招生官员等人在与校友势力、政府规制、社会大众等力量的博弈中,形成了不同的招生策略与制度。

  一、三巨头招生史的惊人秘密

  三巨头的一些招生制度设计,曾经不自觉地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偏袒特权阶层。

  美国高等教育今天展示着全球范围内无与伦比的竞争力,其精英大学在世界范围内招募最富才华、最有潜力或最多金钱的学子。这些精英大学通行的招募方式,众多申请者也耳熟能详,即学业成绩(SAT,GPA)+推荐信+社会活动+(校友)面试等综合测评与甄选方法。

  美国精英大学这些通行已久、行之有效的招生方法,在今天看来,体现着典型的美国精神:机会平等(不因出身、财富等不同而被歧视)、贤能主义(meritocracy,众人皆因自身的才能和成就而获得地位和声望,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)。但是,在美国学者杰罗姆·卡拉贝尔看来,强调推荐信、课外活动、校友面试等招生方法的出台,强调“品性”“领袖气质”“运动精神”等富于“主观性”的招募标准,最初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—限制精英大学里的犹太人学生,维持盎格鲁-撒克逊大学精英体制的“血统/种族纯洁性”。

  卡拉贝尔在《被选中的》一书中的百年回顾,有一些“惊人的发现”:常春藤联盟录取黑人学生,并非相应民权运动的理想主义,而是出于对市中心贫民区暴乱的担忧;耶鲁和普林斯顿决定录取女生,只是因为认识到失去了那些率先招收女生的学校(哈佛、斯坦福)的男生份额;哈佛直到最近都有一个系统的限制“学业优秀者”(“书呆子”)的录取限额;上世纪80年代对于亚裔美国人的“更高分录取”的歧视犹如20世纪初期对于犹太人的歧视。

  纵观百年招生变迁史,三巨头还是坚持了教育公平、社会公平的理想。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和柯南特、耶鲁大学校长布鲁斯特等人,均是信奉“有教无类”、倡导“机会平等”“教育公平”的伟大教育家,在任内虽然受到各种社会势力要求限制犹太人、优待富裕校友子弟等压力,但都适当抵抗,贯彻了“机会平等”“选贤与能”的招生标准,发挥了精英大学在推进机会平等、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的领袖作用。

  但同时,三巨头的一些招生制度设计,也曾经不自觉地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偏袒特权阶层:校友子女,提前录取的申请者,体育特长生—这些都是中上社会阶层子女更容易获得优势的领域。在建立一个更公平、更能促进社会流动的高等教育体系方面,美国仍然有很长的道路要走。

  二、“阶层平权”的建议

  卡拉贝尔提出,尝试进行“阶层平权”,对中下阶层子女予以适当优惠,提高其进入精英高校的录取率。

  20世纪70年代,美国在世界上最早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目标(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%),以其开放性、多样性的卓越成就而享誉全球。但是,美国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也日益突出。比如,1970年,大约只有6%的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,可以在24岁前取得学士学位;到2002年,仍然只有6%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24岁前能大学毕业。同时,精英高校中,中低收入阶层子女比例偏低(只有10%左右的美国家庭有能力支付三巨头每年3万-4万美元的学费,而三巨头的大部分学生出身富裕阶层,不需要任何经济资助就能付清学费;在最难申请的美国顶尖高校中,只有3%的学生来自经济水平最困难的1/4家庭;全美SAT考分超过1300分的学生中,66%来自经济条件在前1/4的家庭,只有3%来自后1/4的家庭)。

  卡氏认为,三巨头等精英高校负有三项维持社会制度合法性的任务:招收传统精英阶层(政治经济资本)子女,吸收上升阶层(技术文化资本)子女,以及接纳弱势社会阶层(劳工阶层)子女。但是,由于社会财富不平等状况日渐加剧,弱势群体子女在精英高校录取竞赛中获胜机会过低。这种招生制度的根本弊端是罔顾实质平等,缺乏“补偿正义”。

  有鉴于此,卡拉贝尔提出了改进精英大学招生制度的尝试性建议:像种族平权(20世纪60年代开始施行的对黑人、西班牙裔、印第安人等传统弱势种族的招生倾斜和配额优惠)一样,尝试进行“阶层平权”,对中下阶层子女予以适当优惠,提高其进入精英高校的录取率。这需要创制一系列制度来保障,比如提供更多“需求无视”的奖学金。

  卡氏承认,到本世纪初,美国贤能主义的招生政策有了进步,更加公平。但是,“贤能主义”标准本身也存在着偏见和缺陷—“贤能主义”过度强调个人才能与努力程度,掩盖社会经济起点不平等的问题,将竞争中的失败者统统归于“无能者”“低能者”的行列。这种有能/无能、高能/低能的区分,有可能通过结构性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性的社会共识,复制、强化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等。因此,对于弱势阶层适度“平权”,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财政资助,是实现高等教育实质公平的迫切要求。

  三、增进高等教育机会平等的尝试

  对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,诸多国家采取了类似于“阶层平权”的改进措施。

  卡拉贝尔此著中的分析,与一些观察家的观点契合。

  法国经济学家皮克提指出,1700年以来的三百年间,资本主义世界的贫富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—尽管对此存在一定的争议。(皮克提《21世纪的资本》)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指出,由于财富差距加大等原因,教育增进机会平等的理想在美国几近破产:出生在收入最低的1/5家庭的美国人只有58%日后摆脱了这个层次,其中仅有6%进入最上层;同时,美国人的前程更依赖父母的收入和教育水平。

  斯氏指出,政府应当采取措施,使高等教育的竞技场变得平等:第一,从幼儿开始提供促进机会平等的政策,确保母亲得到足够的产前医疗保健。第二,扭转削减学前教育投入的做法,给贫穷的学校更多资助。第三,提供大学贷款计划或免费的大学教育。此外,有论者倡议公立高校“现代学费模式”,对低收入、中产阶级以及富裕阶层学生采取差额收费。(道格拉斯)

  针对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,诸多国家采取了类似于“阶层平权”的改进措施。比如欧洲一些国家2000年以后实施学费减免、学费贷款等学业补偿政策,以保障来自中低阶层家庭学生的入学机会。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和南非基本普及了收入应急贷款计划(还款计划挂钩毕业后的收入),墨西哥、智利等国也实施了各种学费贷款计划,以帮助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。

  四、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问题

  我国优质高校在高等教育公平性方面亟待改进,近年来,录取的中低阶层子女比例明显偏低。

  对于高等教育公平的重要性,国人体会更深。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启动高校扩招,2002年以后进入了所谓高等教育大众化(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%以上)阶段。不过,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比较严峻,高校尤其是优质高校(211、985高校直至顶尖大学等)在提高教育公平性方面亟待改进。比如,省部属高校等优质高校中,中低阶层子女比例明显偏低,低收入阶层子女更多集中于低层次高校;城乡差异、区域差异、阶层差异造成的学生之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距过大;农村等弱势阶层出身的学生的录取分数线实质上高于强势阶层;政府高等教育补贴更多地投给社会经济强势群体,等等。(杨东平;卡诺依等)这些影响高等教育机会均等、机会公平的问题—有些较卡拉贝尔揭示的现象还要严重—均需要充分重视,及早解决。

  宏观地看,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—尽管存在程度上的差别—是国际范围内的普遍现象。(阿尔特巴赫等)高等教育也往往沦为强势社会经济阶层利用其经济、文化、社会资本等资源优势来复制、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制。(布尔迪厄《国家精英》)但是,诚如科斯所言,教育(和税收)应该是强有力地抑制、改变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重要制度设计,必须服务于促进社会流动、增进社会平等的目标与理想,而不能加剧原有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状态。


  高等教育“机会平等”“贤能主义”的理想,在社会经济地位日益分化、社会财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今天,面临着严峻的挑战。理想与现实的鸿沟,应该引起警惕,预作绸缪,有望“机会平等”“选贤与能”的理想变为现实。

  刘军(学者)

  【延伸阅读】

  1、《大学潜规则:谁能优先进入美国顶尖大学》(美)丹尼尔·金著,商务印书馆,2013年;定价:49.00元。

  2、《国家精英 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》(法)P.布尔迪厄著,商务印书馆 2004年9月;定价:37.00元